在這幅有關二流子改造的版畫中，可以看到家庭敘事倫理和鄉(xiāng)村文化傳統(tǒng)在改造中的作用。低頭悔過的二流子形象，表明改造達到了效果。（季禮）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國家治理的中國化。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亦需結合中國的本土特質，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模式與體系。本土化的治理大致有兩個方面：古代中國社會治理模式，構成當代社會治理可資借鑒的“歷史傳統(tǒng)”；中國共產黨革命中創(chuàng)造的治理模式，構成中國社會治理的“現實傳統(tǒng)”。在“現實傳統(tǒng)”中，革命根據地時期黨的社會治理思想及實踐無疑是其重要的部分。法治公正與民主協商有機融合、黨的領導與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等經驗，對于構建適合當代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體系，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革命戰(zhàn)爭年代，雖處在內憂外患的戰(zhàn)爭時期，但黨的領導人就國家建設、社會治理等問題展開深入的理論思考。老一輩革命家對社會治理的思考，應該說浸透了中國傳統(tǒng)與現代的多個側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家，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強調一種民主、協商的治理方式；以謝覺哉、林伯渠為代表的“延安五老”，因接受過完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在社會治理方面更注重文教、德治的部分。因此，在總體上，延安時期的老一輩革命家在社會治理思想方面呈現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革命理念相結合的雙重思路，很好地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與現代革命的兩種不同取向。

　　在社會治理的實踐層面，延安時期的老一輩革命家也進行了諸多富有啟發(fā)意義的新探索，尤其體現在征糧、選舉、文教、婚姻、“改造二流子”等運動中。

　　在社會治理中，確保開展民主協商，實現民主的組織化。特別是1941年“三三制”實行以后，更超越了簡單的階級劃別，采取了多層次、多界別的民主協商，讓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不僅體現了現代民主協商的意味，更是符合傳統(tǒng)中國儒家情理、關系社會學的原理，照顧了大多數人的“面子”，從而更利于社會治理的展開。

　　革命根據地的社會治理經驗，雖然是基于相對落后的、分散的鄉(xiāng)村地區(qū)，但它恰恰浸潤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較好地代表了中國社會的“本土特質”。在現代革命的不斷推進中，具有中國特質的社會文化結構與指向“解放”的民主、法治等現代治理模式，形成多重張力，彼此也進行著不斷的調適與改進，這一進程，不僅存在于革命根據地時期，也表現在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之中。

　　如何很好地協調本土文化結構與現代性在社會治理中的矛盾，在社會治理中如何有效處理國家、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系，如何有效整合各種社會力量，發(fā)揮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的作用，都成為社會治理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從革命時期一直延續(xù)至今，這就使得革命根據地時期社會治理經驗具有跨越時空的價值，黨在革命時期進行社會治理的探索，也足資當下取鑒。

　　中國共產黨仍然具有強大的組織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價值優(yōu)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不是黨的革命傳統(tǒng)的驟然斷裂，而是蘊含其中的那些合理性基本要素在新時期的自然延續(xù)。充分挖掘黨在革命時期社會治理的歷史經驗，抽離出適應中國社會特質的部分，可以為當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參照，成為當代中國實現更良善的社會治理的重要革命傳統(tǒng)文化資源。（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革命根據地法制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