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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幅有關二流子改造的版畫中,可以看到家庭敘事倫理和鄉(xiāng)村文化傳統(tǒng)在改造中的作用。低頭悔過的二流子形象,表明改造達到了效果。(季禮)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國家治理的中國化。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亦需結合中國的本土特質,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模式與體系。本土化的治理大致有兩個方面:古代中國社會治理模式,構成當代社會治理可資借鑒的“歷史傳統(tǒng)”;中國共產黨革命中創(chuàng)造的治理模式,構成中國社會治理的“現實傳統(tǒng)”。在“現實傳統(tǒng)”中,革命根據地時期黨的社會治理思想及實踐無疑是其重要的部分。法治公正與民主協商有機融合、黨的領導與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等經驗,對于構建適合當代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體系,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革命戰(zhàn)爭年代,雖處在內憂外患的戰(zhàn)爭時期,但黨的領導人就國家建設、社會治理等問題展開深入的理論思考。老一輩革命家對社會治理的思考,應該說浸透了中國傳統(tǒng)與現代的多個側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家,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強調一種民主、協商的治理方式;以謝覺哉、林伯渠為代表的“延安五老”,因接受過完整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在社會治理方面更注重文教、德治的部分。因此,在總體上,延安時期的老一輩革命家在社會治理思想方面呈現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革命理念相結合的雙重思路,很好地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與現代革命的兩種不同取向。
在社會治理的實踐層面,延安時期的老一輩革命家也進行了諸多富有啟發(fā)意義的新探索,尤其體現在征糧、選舉、文教、婚姻、“改造二流子”等運動中。
在社會治理中,確保開展民主協商,實現民主的組織化。特別是1941年“三三制”實行以后,更超越了簡單的階級劃別,采取了多層次、多界別的民主協商,讓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不僅體現了現代民主協商的意味,更是符合傳統(tǒng)中國儒家情理、關系社會學的原理,照顧了大多數人的“面子”,從而更利于社會治理的展開。
革命根據地的社會治理經驗,雖然是基于相對落后的、分散的鄉(xiāng)村地區(qū),但它恰恰浸潤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較好地代表了中國社會的“本土特質”。在現代革命的不斷推進中,具有中國特質的社會文化結構與指向“解放”的民主、法治等現代治理模式,形成多重張力,彼此也進行著不斷的調適與改進,這一進程,不僅存在于革命根據地時期,也表現在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之中。
如何很好地協調本土文化結構與現代性在社會治理中的矛盾,在社會治理中如何有效處理國家、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系,如何有效整合各種社會力量,發(fā)揮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的作用,都成為社會治理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從革命時期一直延續(xù)至今,這就使得革命根據地時期社會治理經驗具有跨越時空的價值,黨在革命時期進行社會治理的探索,也足資當下取鑒。
中國共產黨仍然具有強大的組織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價值優(yōu)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不是黨的革命傳統(tǒng)的驟然斷裂,而是蘊含其中的那些合理性基本要素在新時期的自然延續(xù)。充分挖掘黨在革命時期社會治理的歷史經驗,抽離出適應中國社會特質的部分,可以為當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參照,成為當代中國實現更良善的社會治理的重要革命傳統(tǒng)文化資源。(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革命根據地法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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