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維新派？誰是立憲派？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和知識普及中，這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從歷史教材到大多數戊戌維新的研究成果、工具書，都有一個常識性的概念，即康有為、梁啟超是維新派的代表人物。這個概念的進一步發(fā)展，就是維新派即康、梁一派。和維新派一樣，立憲派在近代史讀物和人們的常識中，亦專指梁啟超一派，包括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社會上層士紳、紳商、名流。所謂“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大論戰(zhàn)”，其中的立憲派正是指的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主義者。然而，在撰寫《清史·思潮志》的過程中，在閱讀戊戌維新時期的史料時，卻深感這樣的常識其實存在問題，從而不止一次地反問自己：誰是維新派？誰是立憲派？

　　一

　　甲午戰(zhàn)爭后，變法維新的情緒空前高漲，蔡鍔曾說：“甲午一役以后，中國人士不欲為亡國之民者，群起以呼嘯叫號，發(fā)鼓擊鉦�！弊T嗣同言湖南之情狀說：“家議維新，絕無向者深閉固拒頑梗之謬俗�！惫饩w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嚴復致函汪康年與梁啟超說：“神州以內人心所同，各懷總干蹈厲之意。”由此可見當時社會人人思變言變之氛圍。其時力主維新變法者，非惟下層士紳，更有從光緒帝到朝廷中樞、地方各級官員。早在光緒九年，翰林院編修崔國因就上《奏為國體不立后患方深請鑒前車速籌布置恭折》，提出對策十一條，首條即“設議院”。其中強調：“設議院者，所以因勢利導，而為自強之關鍵”。此為清末向朝廷建議開設議院的最早上書。光緒十年九月，兩廣總督張樹聲臨終口授遺折，謂：“圣人萬物為師，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边@亦是主張在更為深入的層面采用西法維新變革。甲午戰(zhàn)后，李提摩太敘其京師見聞說：“側聞京邸大僚之議論，翰林御史之條陳，外省督撫學政之文告、奏章，皆謂不變法不能救中國�！�

　　茅海建依據豐富的檔案資料，著《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書中指出：“張之洞、陳寶箴集團是當時清政府內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為主張革新的團體”，從而打破了以康梁為中心的戊戌變法敘事格局。他還指出：“百日維新的重大決策及高級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緒帝住園期間決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逼鋵�，慈禧太后與光緒帝之間的分歧與沖突，正如光緒帝在給楊銳的密詔中所言，“不愿將法變盡，并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據黃彰健考證之密詔版本），其焦點在維新變法的策略與用人上。正是因為有從上到下，從朝廷到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方造成戊戌維新的闊大氣象，使戊戌變法和史上少數人變法的格局劃開界限。因此，誰是維新派，便成為一個需要重新探討和回答的命題。

　　二

　　考諸清季立憲運動史實，對立憲派的傳統理解顯然也與史實不符。日俄戰(zhàn)爭后，立憲思潮興起。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報》載文稱，與當年“維新”思潮風靡相似，“立憲”二字一時成了中國士大夫的口頭禪。同年，《東方雜志》刊文稱，其時“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孫寶瑄之《忘山廬日記》也記敘說，“立憲、議院，幾等口頭禪，視為絕不奇異之一名詞。”于此可見當時之形勢。

　　在鼓吹立憲的大潮中，包括滿族大員、宗室在內的朝廷上層，大多支持立憲。五大臣中的端方，于出洋考察前即主張立憲�？疾旎貒�，先與戴鴻慈上《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謂：“世界之政體有二端，一曰專制，一曰立憲。專制之國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國易危，立憲之國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國易安。”直陳中國欲國富兵強，除采用立憲政體之外，別無他術。后又與戴鴻慈奏請改定官制，認為日本“憲法之推行有效，實由官制之預備得宜”。據考，如上兩奏折皆其時尚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所草擬。當一些守舊者群起阻撓立憲之際，載澤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力言國勢民情，均非立憲不可。因為憲法之行，利于國，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故立憲一事，務期“圣明獨斷，決于幾先，不為眾論所移，不為浮言所動”。當時連慈禧都頗為此折所動�！稇椪蹙V》評論說：“吾國之得由專制而進于立憲，實以此折為之樞紐。”

　　清季之督撫亦有不少贊同立憲。光緒三十一年六月，清廷采納袁世凱、張之洞的建議，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東西洋考察政治。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張之洞應召入京，補授軍機大臣。據《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記載，張之洞對慈禧表示，只要速行立憲，留洋學生的排滿風潮自然平息。實行立憲，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且各國均視中國之能否實行立憲以定政策，故萬萬不能不速立憲。八月十一日署黑龍江巡撫程德全請速開國會。其謂：“大勢日逼一日，若必待事事皆有程度可言，則竟將無一事可辦矣�！笔鲁跷�，署理廣西提學使李翰芬上奏，提出“五年預備立憲”之說，認為在“時局艱危，事機日亟”之時，預備之時限不宜過長，而國民程度應該在立憲過程中造就�！跋阮A備，后施行，年復一年，不免有茍且因循之患。即施行，即預備，乃以收倍道兼進之功�！薄皵M請明降諭旨，于光緒三十七年頒布憲法，開上下議院。”宣統元年，江蘇巡撫瑞澂與士紳工商派聯合行動，由瑞澂“聯合督、撫請速組織責任內閣”，由張謇領導的江蘇咨議局“聯合奉、黑、吉、直等十四省咨議局請速開國會”。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三，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勛等聯名電請軍機處代奏，懇請“立即組織內閣”和“明年開設國會”。同年九月二十三日，總督、將軍、巡撫、都統十八人聯名電奏速開閣、會。電文說：時局危險，時不我待，請立即組織內閣，并定明年開設國會。在清季立憲大潮中，督撫的推動與力呼，絕不可小覷。

　　清季立憲思潮從涓涓細流發(fā)展為洪波巨濤，有賴國內知識界與士紳工商、海外留學生與華僑、贊同立憲的督撫與中央重臣的合力推動。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張謇輾轉托人將《日本憲法義解》一書遞呈內廷，慈禧閱后稱贊“日本有憲法甚好！”五大臣出國考察后分道回國，“皆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后之利”�！皟蓪m動容，諭以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由此而有預備立憲之諭令。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發(fā)布上諭，宣布“預備仿行憲政”。紳商學子歡欣鼓舞，奔走相慶�？梢哉f，其時除了革命派堅決反對立憲外，朝野上下并無立憲與反立憲之爭，只有緩立憲與速立憲之分歧。如果說晚清有立憲派的話，這些階層、群體都是立憲派。如果確認這一史實，那么，我們該如何重新規(guī)范立憲派的定義？

　　其實，無論是“維新派”還是“立憲派”，都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認，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建構。誠如顧頡剛所說：“分別兩派只是我們居于后世的評論之詞，而不必是當時的實在情狀�！边@樣的派別劃分，可能會展現一種貌似清晰的歷史脈絡與歷史景觀，但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了歷史運動的錯綜復雜性。作為問題的另一面，一旦我們以分派的眼光去觀察近代歷史人物，“以某氏限隸某家”，就不可避免地會“倒述歷史”，即按照人們概念中的某一派別的思想特征來選擇、組織史料，為其構建思想譜系，從而犧牲其在近代復雜的社會變遷中的思想多變性。近代時局復雜變幻，各種思潮激烈碰撞，各階層人物都絕非服膺一種學說一種觀念不變。如被視為維新思想家的宋恕，自述其思想歷程是“始吾聞無政府之說獨好之、獨演之。已乃知其萬不可行于禹域也，則降而演共和之說；已乃知其猶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則降而演世及立憲之說；已乃知其猶不可行于禹域也，則降而演專制改進之說。蓋二十年來宋衡之說凡四變。”又如孫寶瑄，在《望山廬日記》中自述：“鄙人甲午以前，未開化之時，即治宋學，堅持三綱五倫名義。及移家海上，窮究海西政治家言，始一變而為民主。今日學再進，復歸于立憲政體，于君父臣子兩無所偏，不墮過激黨之弊�！笨磥恚瑢@一問題進行反思確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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