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盛，武則強。長征中黨和紅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運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將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論與中國民間話語表述相結合，以其堅定的信念、滿腔的激情和無盡的聰明智慧，譜寫了我軍宣傳文化工作的壯美詩篇，也在一次次思想洗禮和精神重塑中匯聚起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磅礴力量。

　　新聞宣傳的優(yōu)勢在于攻勢之中

　　魂立才能志聚，魄定才能氣銳。在斗爭形勢極為嚴峻的長征途中，黨和紅軍利用各種新聞宣傳載體，不斷向官兵灌輸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紅軍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最新式的軍隊”，要“成為全世界勞苦群眾的前鋒軍、完成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使之以“犧牲自己以確保黨的生存、成功和勝利”為己任。官兵擁有為共產主義理想和民族解放而獻身的價值遵從，是黨及紅軍生存發(fā)展、長征得以勝利的關鍵性因素。

　　長征中的文化工作者以“嚴峻的戰(zhàn)士和嚴正的思想家”的品格，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問題意識，勇敢地把能否引導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作為判斷主義與思想是否正確的標準，大膽同一切自私的、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同各種教條的、錯誤的思想觀點，進行堅決的、不妥協(xié)的斗爭，為確立正確的軍事戰(zhàn)略指導方針，解決關系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全局性問題營造了良好氛圍。

　　“肩扛千斤謂之責，背負萬石謂之任”。黨的早期領導人大多有新聞宣傳的工作背景。在長征中，黨和紅軍各級領導都拿起紙和筆，站在撰寫社論、重大宣傳戰(zhàn)役的第一線，留下許多影響深遠的作品。被稱為腦、腳、手“三個不停的人”的董必武，遇到一塊好的墻壁，往往會打開墨盒，提起毛筆，在上面寫起標語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共產黨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贝笪暮懒蟹颉ね袪査固┰f，文明的建立靠的不是機器而是思想。長征是舉世聞名的壯舉，宣傳文化工作獨具匠心，巧奪天工，凝神聚力，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力和引導力，產生了摧山拆地的巨大能量。

　　長征途中的標語和口號宣傳黨的革命性質和綱領、紅軍宗旨和紀律、北上抗日主張等。有的寫在民房的墻壁上，有的寫在木板上、石壁上等。書寫的材料有墨水、鍋灰水、石灰水、泥巴水等。在今天能夠看到的7000多條標語中，均以富有當地地域文化的詞語，以簡短易記、朗朗上口的句子，以鮮明的階級對比手法，表達了深刻的革命斗爭內容。紅軍將士還以通俗的戲劇舞臺藝術形式進行宣傳，自編自演了《打倒王家烈》《夫妻爭當紅軍》等大量作品。進駐黔北時，休養(yǎng)連的王泉媛和洪水等人組織上演的小話劇《苛捐雜稅多如毛》，一次就發(fā)動500名青壯年參加了紅軍。美國記者、傳記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奪取政權，要靠槍桿子和筆桿子；鞏固政權，完成黨的執(zhí)政使命，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也要靠“兩桿子”。意識形態(tài)是一個國家的“神經中樞”。當前，西方敵對勢力想方設法對我進行滲透破壞，大肆宣揚“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特別是把矛頭直指軍隊，企圖從價值觀上腐蝕青年官兵。面對這種黯淡了刀光劍影的新戰(zhàn)爭形態(tài)，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不斷強化政治意識、政權意識、陣地意識，當戰(zhàn)士而不當“紳士”，打沖鋒而不當逃兵，以“人在陣地在”的精神敢于發(fā)聲、敢于亮劍，敢于斗爭、敢于批駁，守好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每一寸領土。

　　新聞宣傳的優(yōu)勢在于攻勢之中，消極應付往往陷于被動。站在前沿才能發(fā)揮導向作用，主動作為才能引領輿論流向，運用好先期發(fā)聲的“攻勢戰(zhàn)略”，既要守好傳統(tǒng)媒體老陣地，又要守好網絡媒體新陣地；既要打好阻擊戰(zhàn)，又要打好進攻戰(zhàn)，努力爭取“能敵百萬師”的特殊效果。

　　新聞宣傳工作者須與時代同行

　　“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贝_如毛澤東所言，長征是以行的膽略、言的精準，借助輿論武器強大的引航力和感召力，實現了全黨全軍與人民群眾同聲相合、同氣相求，也留下鑄就民族魂的歷史見證。長征一出發(fā)，宣傳文化工作者就高擎統(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充分展示紅軍將士九死一生“救亡圖存”的凌云壯志，動員廣大的人民群眾及聯合一切抗日力量，把從國內階級戰(zhàn)場上的退卻變?yōu)閷θ毡具@一全民族敵人的進攻。

　　既有聲勢和氛圍，又有力度和深度的宣傳文化工作，凝聚了黨心軍心，也讓沿途兩億群眾從共產黨鐵肩擔大局的巨大犧牲中受到教育鼓舞，堅信共產黨好、堅決跟共產黨走，出現了籌糧、籌錢、送子送夫參軍的動人景象。紅軍長征經過以漢族居民為主的地區(qū)時，即發(fā)出安民布告，通過撰寫張貼標語、散發(fā)傳單、召開群眾大會等安定民心，宣傳黨及紅軍的各項政策；經過少數民族地區(qū)時，大力宣傳“番人治番”“回人治回”“苗瑤有民族自決權”的主張，使曾聽信謠言逃離家鄉(xiāng)的群眾紛紛返回，幫助紅軍，支援紅軍，甚至參加紅軍。在羌族聚居區(qū)，世襲土司安登榜成為羌族第一個率眾參加紅軍的少數民族上層領袖人物。

　　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戰(zhàn)爭年代奪高地、守高地、打勝仗，靠的是人民的力量。穿越歷史的烽煙與激情，堅守共產黨人的信仰高地，同樣需要增強宗旨意識，始終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系。今天的新聞宣傳工作者比任何時候都應當與時代同行，切實增強新聞宣傳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斷夯實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的精神根基，形成更為廣泛、深厚、可靠的群眾基礎，譜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新篇章。

　　傳承宏大敘事的宣傳文化傳統(tǒng)

　　合軍聚眾，務在激氣。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紅星》報、《前進報》，紅四方面軍的《紅色戰(zhàn)場》報、紅二、六軍團的《戰(zhàn)斗報》、紅一軍團的《戰(zhàn)士》報等，明確紅軍在不同階段的戰(zhàn)略方針和中心任務、在不同地區(qū)的不同工作方法，宣傳先進典型和戰(zhàn)斗戰(zhàn)役，統(tǒng)一思想、鼓舞士氣。1934年10月20日，《紅星》報發(fā)行了長征中的首期油印報紙，其中《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當前進攻戰(zhàn)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積極的戰(zhàn)斗動員作用。為打破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真實報道紅軍長征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真誠愿望，1935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巴黎創(chuàng)辦了《救國時報》，積極傳播長征信息，著力塑造共產黨和紅軍的北上抗日救亡形象，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援助，堪稱黨對外宣傳的“紅色陣地”。

　　可以說，紅軍長征的歷史，是一部紅軍宣傳文化工作的創(chuàng)新史。紅軍長征中的新聞宣傳形成了一種宏大敘事的宣傳文化傳統(tǒng)，所呈現的既有革命生活、國家戰(zhàn)略、戰(zhàn)斗行動等，也有蕓蕓眾生、普通將士的精神面貌、戰(zhàn)斗意志、生活點滴等，其精神維度的廣深、理想價值的美好，具體普通又崇高神圣，成為戰(zhàn)斗的號角，成為勝利的慶典，成為激勵團結奮進的精神旗幟。

　　當代的軍事背景遠不同于過去，有數不盡的新創(chuàng)造、新奇跡、新境界；當今的官兵也伴隨著改革強軍的征程展露出新風貌、新精神、新追求。站在歷史和世界層面思考軍隊高歌猛進的發(fā)展成就，從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高度解讀強軍戰(zhàn)略，“載之以事”，化為敘事，講述中國軍隊的好故事，發(fā)出中國軍隊的好聲音，塑造中國軍隊的好形象，是每一個負責任、有遠見、有擔當的宣傳文化工作者的崇高理想使命。從敘事的角度看，強軍興軍可謂是風云際會、波瀾壯闊，宣傳文化工作者要傳承紅軍將士創(chuàng)造的宏大敘事的宣傳文化傳統(tǒng)，迎潮而上，投身其中，秉持中國立場、中國特色、中國氣派，成為好故事的記錄者、傳播者、參與者，讓宣傳文化工作成為“中國故事”新的解碼器、“中國精神”新的風向標，形成“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之勢。（作者單位：北部戰(zhàn)區(qū)宣傳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