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最近在網(wǎng)絡上興起了一場關于“科研是不是要去漢語化”的小規(guī)模爭鳴。作為問題的提出者，中科院院士、海洋與地球科學領域的專家汪品先教授，就目前國內科學界動輒以英文文獻發(fā)表為榮的現(xiàn)象提出了批評，認為這一方面會動搖我們的文化自信與文化獨立性，另一方面也會使得我們的科學界面臨淪為西方學術界的“外包加工商”的危險。同時，他認為漢字的表述潛力，非常可能隨著計算機科學的進步而得到解放，因此，國內學者切不可因為“漢語含混、不精密”之類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對母語妄自菲薄。

　　與此同時，華中科技大學的生物學教授薛宇則對此發(fā)表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漢語詞匯的標準化程度低，用來打造公共學術交流平臺具有某些先天不足；加之中國科研隊伍的相對規(guī)模（和中國人口的總體規(guī)模相比）其實是非常小的，即使大家都用英文寫論文，也根本不會對漢語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構成影響。在他看來，現(xiàn)在中國科技界面臨的問題恐怕不是英文文章寫得不多，而是英文文章寫得還不夠漂亮，不足以“以量博質”。他最后指出，學術成果自身的質量，與其發(fā)表語言毫無關系，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強調“母語情節(jié)”，意義不大。

　　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看來都有一定道理。在哲學上，我們將此類正、反方意見因為都“貌似有理”而引起沖突的情況，稱為“二律背反”。不過，若仔細探究一下，雙方的議論似乎也都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

　　同時享有東西方思維之紅利，才能在科學征途上走得更遠

　　汪院士的議論提及了英語霸權背后的經(jīng)濟、政治權力的支撐，并由此認為這種支撐力本身也不會永遠持續(xù)下去。然而，且不提個體學者區(qū)區(qū)二三十年的黃金學術生命是否能夠等來 “英語國家實力的衰落”，就算能夠等來，習慣了字母文字的外國科研人員是否就因此愿意轉回頭來學習復雜難懂的漢語，也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此外，拋開經(jīng)濟、政治等外圍因素不談，英文比法文、德文、俄文等其它西方語言更容易上手（如性、數(shù)、格的變化高度退化，單詞長度較短，等等），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于地球上不說漢語的另外五分之四人口來說，要挑選一種最簡易的語言作為跨文化的交流工具，沒有理由不去選擇容易上手的英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科學家若缺乏夠格的英文表達力，難免會為另外五分之四的人類所隔絕，而無法分享全球科技信息大網(wǎng)絡所帶來的紅利。

　　至于薛教授的意見，則似乎有混淆“表達語言”和“思維語言”之間的界限。筆者與薛教授一樣，也認為在“表達”的層面上，現(xiàn)階段的中國學術界還需要進一步修煉英文表述的能力以提高論文在世界舞臺上的接受度；但是這并不等于放棄“漢語思維”。

　　中式思維重直觀、重隱喻、重發(fā)散的特點雖一直遭人詬病，然而，至少在進行“頭腦風暴”式的學術構思的時候，這種思維方式未必就不是一種助益。別忘了，門捷列夫同志就是在做夢的時候悟到元素周期表的。當然，傳統(tǒng)的中式思維對于直觀和聯(lián)想的過于依賴，的確是對于按部就班的邏輯精神與腳踏實地的實驗精神的一種威脅，但是，只要今天的中國科學家能夠做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種“掄板斧”和用“繡花針”的功夫是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換言之，筆者認為，如果在構思大思路的時候用盡老祖宗留給我的思維特征的好處，而在求證、篩選構思方案與論文寫作的環(huán)節(jié)上又嚴格按照西洋學術的標準來精心操作，中國科學家就能夠同時享有東西思維之紅利，在科學征途上走得更遠。

　　按照這個建議，有人可能會問，中國科學家最優(yōu)秀的科學成果還是用英文寫出來的，那么本土雜志誰來扶持？筆者的觀點是，雜志是為科學家服務的，不是反之。站在科學家自身的成長角度來看，通過在優(yōu)秀國際學術平臺上的靚麗發(fā)表成績來獲取國際范圍內的“學術美譽度”，乃是促進其繼續(xù)進步的重要精神激勵因素。對于學者的這一正常的“功名心”，學術管理部門要小心愛護，積極引導，而不要太擔心優(yōu)質學術論文的“流失”。本土科技雜志更應當做的事情，乃是緊緊盯住國內相關科學領域專家在國際前沿科研刊物上的優(yōu)秀發(fā)表成果情況，努力爭取高權重影響的工作成績的衍生性成果能夠以中文形式發(fā)表，或者干脆改換思路，鼓勵學者用漢語寫出相關工作背后的直觀性基礎，以便為漢語圈中的同仁所分享。

　　人文科學，更迫切需要學者“用外國話說好中國故事”

　　以上所論及的，主要還是自然科學界的“本土化”與“國際化”之爭。由于筆者從事人文科學領域研究，所以自然很想就人文學科內部的類似爭端發(fā)表一些管見，以便為上述爭鳴提供一個更為寬闊的參照系。

　　很多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既然人文學科要比自然科學承擔了更多的“守護本土文化傳統(tǒng)”的職責，所以中國的人文學者要更多地用母語寫作。而筆者的觀點恰恰相反。因為在這里，“守護”二字實在器小，這兩個虛張聲勢的漢字，實際透露出的是浸透紙背的防守心態(tài)與弱者心理。

　　隆美爾有一句名言“最好的防御就是進攻”。同理，最好的向世界展現(xiàn)中華文明魅力的方式，并不是關起門來玩自己的游戲，而是積極投入全球文明建設的大潮，讓不懂漢語的外國朋友也能夠折服中國學者的實力。要做到這一點，對于國際學術游戲規(guī)則的某些屈從乃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對于學術英語的熟練掌握當然便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問題是：既然中國的奧運選手能夠在遵從國際奧委會的游戲規(guī)則的前提下照樣摘金奪銀，中國的學者（含人文學者）為何不行？難道我們中國在國際上的體育大國地位，是靠詠春拳與無影掌打造出來的嗎？！

　　有人或許會反對說，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不一樣，與體育競技更不一樣，因為它帶有某種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性：你一用洋人的語言來表達，某些潛在的意識形態(tài)性就會潛入其中。在筆者看來，這又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言論。就算只在純粹的政治層面上說事：我國的外交官要就國家利益與外國交涉時，若翻譯不把我國的立場翻譯成外語，人家怎么和你溝通？但是我國的立場若翻譯成英語來表述，難道就會因此而失去了其本有的“立場性”嗎？這顯然是荒謬的。

　　當然，如何用外國話說好中國故事，是一門非常困難的、要求高度表述技巧的藝術。讓國人略顯尷尬的是，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案例，往往是由外國人創(chuàng)造的。

　　美國記者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對于當時在英語世界引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讓人略顯遺憾的是，這樣的重要工作并不是由中國人自己完成的。其背后的道理自然是因為中國人的英語還不夠好，不足以寫出打動英美人心靈的作品。

　　再來看另一個例子。在20世紀，對于源自于中國的茶文化與禪宗文化的國際化傳播工作，分別是由日本人岡倉天心與鈴木大拙完成的，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在這方面有所斬獲，就是因為此二人都致力于用英文發(fā)表來展現(xiàn)東亞文明之魅力，以便讓對漢語或者日語往往抱有先天恐懼的西方人士，能夠較為順當?shù)伢w會到東亞藝術與宗教的某些獨特之處。

　　盡管以英文為媒介的這種介紹肯定會導致某種信息損失，但是即使是百分之七十的信息傳達，也要比百分之百的信息閉塞更為有效地搭建起東西方文化的橋梁。由此看來，今日的人文科學界同仁，當更多地以斯諾、鈴木、岡倉為師，爭取用英語闡釋東亞文化的“中國人主導權”，而不要再讓“禪宗是日本佛教”之類的因中國話語權缺失而導致的誤會，繼續(xù)在西方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