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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深度≠高度
——對后宮戲思想境界的反思
李樹榕
//8858151.com2016-03-31來源:內(nèi)蒙古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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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近幾年熱播的后宮戲,如《羋月傳》《甄嬛傳》《步步驚心》《美人心計》等,觀眾的說法不一,喜歡的人說,故事有趣,一波三折;宮闈哲理,非常實際。不喜歡的人說,故事老舊,境界不高;是一批典型的“厚黑學”教材。然而,無論怎樣評價,直面私利與生存的關系,敢于正視文化劣根,力求文化批判的深度,卻是這些作品不可否定的現(xiàn)實意義。

  文化批判,大多是對本民族的行為習慣和價值觀念即“文化”進行系統(tǒng)分析之后所給予的否定,以文化自知為前提,以文化自省為途徑。而深度,則是認識事物本質(zhì)和發(fā)展規(guī)律所達到的程度。因而,電視劇所蘊含的文化批判,無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還是制度文化,愈是接近傳統(tǒng)文化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就越有深度。后宮戲的編導們之所以把故事一概設定在帝王之側(cè)與宮闈之中,顯然是要通過封建社會高端之間矛盾沖突的極端性,利益糾結(jié)的尖銳性,放大人物的文化心理,凸顯封建文化弊端,揭示傳統(tǒng)文化本質(zhì),并以此為鑒,試圖折射出當今各種社會問題的。

  后宮戲里有許多充溢著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心理特點,頗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臺詞:“宮里沒有真正的姐妹,從來都是勢弱依附勢強,愚笨依附聰明;面前是笑臉,背后就是刀子!薄拔以敢獗蝗死。有利用價值的人,在這宮里才能活下去。”“拜高踩低,宮里歷來如此”,等等。這些誘導人臉皮要厚一些、心眼要黑一些的女性對話,在電視劇的規(guī)定情境中雖是皇權高壓、人人自危的結(jié)果,但若把“宮里”換成“社會”“商場”或“單位”,這樣的處世哲學還是“很實際”“很有用”的話,豈不就是對當今社會普遍的精神文化所給予的深刻反省和批評!

  由此說來,藝術家若沒有鞭辟入里的睿智,沒有直面矛盾的勇氣和責任,這些劇作就不會因契合廣大觀眾的精神需要,獲得令人咂舌的收視率了。

  從現(xiàn)實問題出發(fā),是后宮戲文化批判的緣起,而批判什么,才是后宮戲里的重頭戲。

  批判私欲

  從后宮戲主人公的行為切入,結(jié)黨營私,是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情節(jié)。甄嬛與眉莊、端妃的親近,始于人以群分,但最終還是發(fā)展成了階段性的利益伙伴?滴鯇θ絷氐恼`會,亦往往出自她與八阿哥、四阿哥分別代表的利益集團分分合合的關系,而“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就其重”卻是她永遠不變的原則。即使羋月和羋姝之間的親密與反目,也是因利而用,因利而仇的。

  而私欲賁張作為精神文化的支點,在劇中出現(xiàn)得愈多,喚起的文化自省意識就愈強烈:“私心,人人都是一樣的。只要你們一心服侍好皇上,皇上在,你們才有盼頭兒,才有指望”“你放心。我?guī)湍,就是幫我自己”“這事我一定要管。她被整倒了,下一個就是你,最后就是我!敝劣诟]漪房在登上王妃寶座之前拜訪霍昕;繼而對陳平有所允諾,均亦出自利益平衡之目的。

  費孝通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國,實在比愚和病要普遍得多”。這是由華夏民族生存的地理條件、生產(chǎn)方式以及社會歷史所決定的。翻開《說文解字》,“私,禾也。從禾,厶聲。北道名禾主人為私主人!弊鳛榇蟛糠置娣e處于內(nèi)陸的臨海國,與工商社會不同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是生成我國文化特點的基礎和條件。上古時期,莊稼是個人財產(chǎn),所以,“禾”即“私”(糧食);私,即個人擁有。有糧即有“私”,生存有保障。為了生存,要把盡可能收獲的糧食都變成個人擁有,就是農(nóng)耕文化與海洋文化、草原文化相區(qū)別的生活傳統(tǒng)。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文化格局,勢必以自我為中心。因而,后宮戲?qū)τ凇柏澦健毙睦砗汀矮@私”手段不遺余力、不厭其煩的展示和表現(xiàn),不僅是對文化劣根的正視和揭示,而且還反映出從地理環(huán)境和民族歷史入手剖析私心根源的思想深度。然而,私欲畢竟是無法根除的,那么,如何理智的節(jié)制,化弊為利呢?答案是,需要思想高度。

  批判陰謀

  如果說私欲屬于精神文化,那么獲取私利的過程,就屬于行為文化了。通過若曦在四阿哥與八阿哥之間的選擇、甄嬛打敗華妃和皇后等行為可以看出,昭示目的,往往達不到目的;只有私下經(jīng)營,才能達到目的。費孝通說:“中國,由于資源貧乏,一個人往往在犧牲別人的情況下取得自己的成就”;饰灰埠,皇上的寵愛也罷,不僅是資源,而且是極為有限且含金量極高的社會資源,要抓到手里,是非用極端手段而不成的。于是在后宮戲里,嬪妃之間、帝后之間,兵家的陰謀詭計便成了常用的斗法手段:有的用無中生有之計害死了他人的胎兒,有的用欲擒故縱、聲東擊西的手段報復了對手,有的則用遠交近攻、笑里藏刀與“姐妹”爭寵,有的又借刀殺人害死了無辜,有的還能用瞞天過海欺騙了皇上……至于指桑罵槐、隔岸觀火、釜底抽薪、暗度陳倉等陰損的計謀,在劇中更是隨處可見。由此,既揭示了我國封建社會文化格局是以私利為核心的,又深入挖掘了圖謀私利必借陰損手段的文化劣根。為此,當我們聽到劉歡用“撲朔迷離”的音色深切的演唱《甄嬛傳》片尾主題歌時,“愿勿相忘,愿勿相負,又奈何恨與欺……期盼明月,期盼朝陽,期盼春風浴”的歌詞,既委婉傳達出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也透露出根除“仇恨”與“欺騙”的難度。

  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在總的趨勢上有陰性特征”,就其“依賴、順從、消極退縮、事故冷漠、謹慎、多疑”的文化性格來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典型的女人思維方式!逼鋵,男性女性,猶如高山流水,各有千秋。只是,若將女性的精神特點與“陰”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文化的缺憾就一目了然了。陰,即暗;暗,即沒有陽光;沒有陽光,即不能光明正大。如果說,后宮戲把對付敵人的不能見陽光的36計結(jié)構(gòu)成故事情節(jié),是為了抓住觀眾,也是為了揭露陰謀,那么,在倡導“陽光心態(tài)”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先天的“陰性”文化基因呢?答案也是,需要思想高度。

  批判人情

  早在70年前,文化學者梁漱溟就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于家庭親族間,‘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所以遇事總喜托人情……法治不立,各圖僥幸,秩序紊亂,群情不安。即民族品性上的一大缺點!

  在后宮戲里,無論羋月、若曦、甄嬛、還是竇漪房,編導都是通過她們與家族、與皇族之間的利益沖突來激化矛盾的。甄嬛違心進宮是為了家族利益、違心復寵則是為了父親的安危與兒女的性命;若曦不愿違心允婚,又恐株連家人,才冒死進言:“我阿瑪在西北忠心耿耿,從無差錯。若皇上因奴婢之過,棄良臣而不用,非智者賢君所為”;即使歷史上確有其人的羋月和竇漪房,也是把家族和親子看得重于一切的。總體看來,她們的人生價值與家族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為家族就是為自己,保自己才能保家族,其根本還在于私心。這就是“因親及親”。

  在甄嬛的命運中,最大的一次地位“反彈”,是從甘露廟重返后宮。此時,要保全腹中十七阿哥的孩子,要解救生命垂危的父親,她只能借助皇權。因而,動力大,決心大,風險也大,所需的膽識、謀略便非同小可。第一步,要造成在凌云峰與皇帝親近后懷上龍裔的“事實”。第二步,要完成從“廢妃”到回宮“復寵”這一質(zhì)的飛越。然而,禁足佛門,要達目的,談何容易!前者,要靠忠仆槿汐;后者,要靠閨蜜眉莊。于是,“因友及友”的人際關系便起了大作用。

  如果“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是傳統(tǒng)文化之長,作為正面人物在關鍵時候的抉擇,便順理成章;若是傳統(tǒng)文化之短呢?這一節(jié)點的思想深度便格外耐人尋味了。因為,最高權力不能為百姓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是造成“法治不立,各圖僥幸,秩序紊亂,群情不安”的社會根源,反之,國家若能懲惡揚善,依法服眾,“因親及親,因友及友”的人際關系就會失去存在的土壤。換言之,只要封建專制的精神大廈沒有徹底坍塌,這樣的社會現(xiàn)象就不可能根除。那么,如何才能根除呢?答案還是,需要思想高度。

  批判異化

  一般說來,主人公最后的命運或選擇不僅承載著主創(chuàng)人員的審美理想,而且還體現(xiàn)著指向異化的批判深度。異化,本是指生物變異的過程,運用于哲學,則指經(jīng)過努力,竟把自己原本的素質(zhì)、力量變成與自己完全對立的東西。換句話說,當人的行為最終使人變得不再是人時,當自己的努力最終使自己變得不再是自己的時候,“異化”就出現(xiàn)了。而異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社會制度。

  普列漢諾夫說:“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其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造就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受它的生產(chǎn)力狀況和他的生產(chǎn)關系所制約的。”追古思今,編導們一定是深切認識到了封建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最大的生產(chǎn)資料擁有者,也是百姓命運主宰者的道理,才把人的境遇,圈定在生存艱難的皇宮之內(nèi)。因而,這類劇作最根本的矛盾,說到底是以主人公為代表的被壓迫、被玩弄、被凌辱者與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之間的矛盾。她們?nèi)烁竦漠惢欠纯箟浩、掙脫束縛而不得,最終被迫在適應環(huán)境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

  羋月、甄嬛也好,羋姝、安陵容也罷,剛進宮時天真、清純、率直,憎惡陰謀,躲避矛盾,不諳權術。然而,人人害人,人人被害的特定環(huán)境,很快就把她們卷進了私欲和陰謀的漩渦。當她們把最厭棄的,變成最熱衷的;把最痛恨的,變成最得意的時,這些可愛的姑娘們便一步步朝著與自身人格相反的方向走了下去,終至變得野心勃勃、詭計多多,在后宮“高手”的段位上自己都不再認識自己。但是,如果她們拒絕異化,光明大道又在哪里?答案更是,需要思想高度。

  深度,是為了高度。建筑是這樣,藝術也應該如此。藝術作品中,文化批判的深度,只有與文化建設的高度相輝映,才更顯其價值;文化建設的高度,只有以文化批判的深度為基礎,才更顯其堅實。因為文化批判的深度,是發(fā)現(xiàn)問題、暴露問題的程度,而思想的高度,卻在于能否找到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假如后宮戲一味地把藝術想象停滯在“禍福輪流轉(zhuǎn),是劫還是緣,天機算不盡,交織悲與歡”(《甄嬛傳》主題歌詞)的無奈與悲嘆,就難免使劇作沉溺于揭露和批判,而忘記了救贖。

  當觀眾被標新立異的后宮戲所吸引、感染的時候,還是希望借助娛樂能夠凈化心靈、樹立信念、感悟真理的。即使今人已不輕言“偉大”,藝術家還是應該肩負起彰顯我們民族歷史上“偉大生命”的社會責任。如此,才能使各種題材的電視劇不僅有深度,而且有境界、有英雄、有高度。畢竟,只有當“作品在藝術方面越是崇高時,它才越是富有民族性的!边@就是在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的基礎上建立文化自信所需要的。(作者系內(nèi)蒙古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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