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近期余秀華等“草根詩人”的詩歌美學缺乏基本的共識，而關注其背后的產生機制以及相應的詩歌生態(tài)則至關重要。而由微信自媒體刷屏進而擴展到整個媒體空間和話語平臺，以余秀華為代表的“草根詩人”現(xiàn)象既涉及詩歌的“新生態(tài)”，又關乎新詩發(fā)展以來的“老問題”。由余秀華、許立志、郭金牛、老井、紅蓮、張二棍等“草根”詩人的熱議大體與自媒體生態(tài)下新詩“原罪”、詩人身份、“見證詩學”和批評標準（業(yè)內批評、媒體批評和大眾批評的差異）相關。

　　一

　　面對缺乏“共識”的激辯，面對公信力和評判標準缺失的新詩，亟須建立詩歌和詩人的尊嚴。這既是美學的問題又是歷史的問題。

　　在一個精神渙散和閱讀碎片化的時代，已很難有文學作為整體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歡化地熱議與評騭，但詩歌卻是例外。吸引人們眼球，飽受各種爭議，不斷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恰恰是詩歌和詩人。無論詩歌被業(yè)內指認為多么繁榮和具有重要性，總會有為數(shù)眾多的人對詩歌予以批評、取笑和指責、攻訐。這就是“新詩”的“原罪”，因為從沒有類似情況發(fā)生在古典詩詞那里。中國新詩一直沒有權威的“立法者”出現(xiàn)。即使從美學上談論同一首詩，也往往是歧義紛生，這又進一步加深了普通讀者對詩歌和評論標準的疑問�？傊�，詩人和詩歌的“原罪”已經(jīng)成為橫亙在每個寫作者和閱讀者面前的問題。甚至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下，這種對詩歌的解讀（誤讀）又形成了集體性強大的道德判斷。多年來人們已經(jīng)習慣了“詩歌”與“大眾”之間的平行或天然的疏離關系，詩人不在“理想國”之內。但是一旦詩歌和“大眾”發(fā)生關聯(lián)往往就是作為詩歌噱頭、娛樂事件、新聞爆點。這又進一步使得詩歌在公眾那里缺乏公信力。我們更多的時候已經(jīng)習慣了將一首詩和一個詩人扔在社會的大熔爐中去檢驗，把他們放在公共空間去接受鮮花或唾液的“洗禮”。對于中國文學場域來說，很多時候詩歌是被置放于社會公德和民眾倫理評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個人生活以及寫作的精神生活給我們提供的就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詩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詩歌和個體主體性的私人生活及廣闊的時代現(xiàn)實之間是什么關系？

　　二

　　我們必須承認，隨著自媒體以及大眾化影像平臺的參與，“由下而上”詩歌的傳播范圍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這種特殊的修辭方式通過極其真實的細節(jié)、畫面和人物、故事重構了詩歌與現(xiàn)實及時代的關系。“大眾”自媒體和公共媒體更多的時候所關注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即使關注也是側重那些有熱點和新聞點的詩，而更多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爭相目睹的社會事件�！懊襟w報道”對“詩歌現(xiàn)實”也構成一種虛構。時下自媒體以及其他媒體對草根詩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進一步甄別與反思的。一定程度上時代和大眾需要什么樣的詩人，就有什么樣的詩人會被“塑造”出來。

　　從社會學和情感心理方面來說，這些詩人背后對應的身份、階層和苦難性的命運肯定是值得同情和關注的，而對于文學的歷史法則來說，又避免不了美學和歷史的評價。也就是在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之間，在美學話語和歷史話語之間我們如何能夠獲得一種話語的平衡？余秀華、許立志等“草根詩人”在傳播中反復被強調的恰恰是他們的社會身份�！拔业脑娖惫と嗽姼柙贫死收b會上被強化的也是詩人的不同工種。那么詩人的社會身份被強調甚至放大的過程中，體現(xiàn)了公眾平臺和讀者群什么樣的閱讀心態(tài)和評判標準？在自媒體閱讀、大眾閱讀和媒體人那里爭相關注的并不是詩歌本身，而更多是詩人身份、苦難命運以及底層的生存現(xiàn)狀。實際上這也沒錯，為什么詩歌不能寫作苦難？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學為自己代言？如果他們的身份和相應的生活經(jīng)驗能夠被轉換為真正意義上的詩歌“知識”，那么這個問題還是成立的。如果這種身份只是成為社會和新聞學意義上討論的熱點或者噱頭，就得不償失了。

　　三

　　2900個縣城，三億左右的工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的“非專業(yè)”詩歌寫作群體，確實構成了新世紀以來詩歌新生態(tài)。這種自發(fā)的、原生的直接與生命體驗相關的“大眾寫作”有別于以往的學院派、民間派和知識分子等“專業(yè)詩人”的寫作美學。那么這些“非專業(yè)詩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學經(jīng)驗”和“美學的發(fā)現(xiàn)性”呢？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草根詩人”現(xiàn)象為代表，詩人與現(xiàn)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xiàn)實感、人文關懷、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這大體印證了米沃什的“見證詩學”。他們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對話，有痛感、真實、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之詩”。當然，這種日�，F(xiàn)實寫作的熱情也伴隨著局限。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常現(xiàn)實轉換為詩歌中現(xiàn)實的難度，與此同時詩歌過于明顯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得詩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戰(zhàn)。這不是來自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和感受力基礎之上的“靈魂的激蕩”，而是淪為了“記錄表皮疼痛的日記”。很多詩人寫作現(xiàn)實的時候缺乏必要的轉換、過濾、變形和提升的能力。大多當下的各種詩人大抵忘記了日常現(xiàn)實和詩歌“現(xiàn)實感”之間的差別。米沃什對二十世紀的詩人就批評過他們缺乏這種“真實感”，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那些話卻仍然有效。所以，文學沒有進化論，有的只是老調重彈卻時時奏效。

　　全民狂歡式的熱議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讓我們重新理解詩歌批評的多元化、公信力以及標準和底線。圍繞著“草根詩人”的“專業(yè)批評”“媒體批評”“大眾批評”之間出現(xiàn)的差異、齟齬甚至矛盾，正顯現(xiàn)了文學批評生態(tài)亟須及時矯正和正確引導。

　　大眾如此熱議詩歌這種“邊緣文體”，需要審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確實很多“草根詩人”的詩歌方式更容易被大眾所理解和接受，當然一些詩歌中所體現(xiàn)的私人生活、隱秘情感和社會身份，也滿足了大眾的窺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靜下心來閱這些詩作，而更多熱衷于評判和發(fā)言�？纯托睦怼^意識、獵奇心態(tài)、窺私欲望，都在草根詩人現(xiàn)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盡致地上演。這并非是在真正意義上對詩人和詩歌的尊重。而從媒體批評的角度，顯然詩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華被貼上的“腦癱”“農婦”“底層”的標簽。也就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身份”“遭際”“故事”“苦難”“傳奇性”正在成為“新聞標題黨”的興奮點和爆點。而媒體批評所選擇的詩歌也是具有新聞話題性和符合眼球經(jīng)濟的，比如已經(jīng)被傳播得濫俗化的那首詩《我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而余秀華的兩本詩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搖搖晃晃的人間》都沒有收入這首“代表作”。

　　草根詩人現(xiàn)象所引發(fā)的問題和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維護詩歌和詩人的尊嚴，如何引導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而不是淪為娛樂、狂歡和消費的事件，已經(jīng)成為當下中國文學新生態(tài)中亟待解決和正確引導的話題。評價包括草根詩人的文學和文化現(xiàn)象，應該是歷史的、美學的、藝術的和人民性融合的觀點，而不是斷然割裂并在一點上極端放大。歷史上被銘記的詩人，往往既具有美學的創(chuàng)造性，又有歷史的重要性和時代的發(fā)現(xiàn)性。無論哪個時代，不管出現(xiàn)多么轟轟烈烈的詩歌運動、詩歌事件和大張旗鼓的詩歌活動，最終留下來的只有詩歌文本。（作者單位：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作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