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像

　　孔子的際遇，頗為令人感嘆。他的道德學問，為當時人所推重；他經(jīng)世致用的抱負，卻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經(jīng)歷了種種挫折之后，孔子似乎也有過對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對于禮樂文化的堅守與傳承，卻未曾有過猶豫彷徨。即便當時無法興起禮樂以濟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將來。

　　孔子一生不得志，至老年仍到處奔走宣揚禮樂之治。五十一歲才開始在魯國做官，可惜好景不長，并未得到重用，從五十四歲到六十八歲，復又在外漂泊十四載。后又回到魯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記·孔子世家》）這其中問題的癥結(jié)，就在于孔子對禮樂之治的堅持與當時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權(quán)力式微，各國君主聚焦于擴充國家軍力以自�；蚴菆D霸，根本無暇顧及禮樂。

　　在屢屢碰壁的情勢下，孔子自己也抱怨“莫我知也夫”（《論語·憲問》，以下凡引用《論語》，只注篇名）。李零先生曾說：“讀《論語》，我的感受，兩個字：孤獨�？鬃雍芄陋�。他很恓惶，也很無奈，唇焦口燥，顛沛流離，像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保ɡ盍悖骸秵始夜贰易x〈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其實孔子得名甚早，如果愿意改變行事作風，趨附政治家的需求，或許就不必在周游列國的凄惶中被人取笑為“喪家之狗”。但他卻不僅未曾放棄過對禮樂文化的堅守，而且是以一種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周游列國宣揚禮樂。就像他對自己的評價：“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保ā妒龆罚┻@句話是孔子回答葉公問子路的話，孔子至葉，已經(jīng)六十三歲。一位飽經(jīng)風雨坎坷的老人，卻沒有消極悲觀，仍然積極有為，不知老之將至。這種苦中作樂的精神，令人折服。在這種樂觀情緒的感染下，他以一種堅忍的精神堅持著自己對理想的追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是他堅忍品格的最好宣言。因為他堅信“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所以即使在厄于陳、蔡，斷絕糧食，從者病，莫能興，士氣大衰的情境下，他依然能夠講頌弦歌不衰，能夠用“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wèi)靈公》）的話來鼓勵大家。

　　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前，孔子一直積極求仕，希望能夠有賢明的國君賞識自己的政治訴求，推廣禮樂文化。然而總是事與愿違，以至于有兩次孔子想接受叛臣公山弗擾和佛肸的邀請。后因子路的反對沒有成行，但卻留下了“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陽貨》）的慨嘆。這一點多為后世反對孔子的人所詬病，其實這正反映了孔子內(nèi)心的矛盾：很想有一番作為的期許和道德理性的沖突。然而在積極求仕的另一面，卻是他對山林隱逸生活的向往和對隱士的尊重。在《論語》中很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先進》）篇中，子路、冉有、公西華都說了自己愿為政的志向，夫子只是各做點評，到曾點說出自己的志向僅僅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時候，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這句慨嘆，很形象地點出了夫子其實很向往那種無憂無慮的自然生活。他也很欣賞那種“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的深藏自保的智慧。但是在楚國聽到隱者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微子》）的疑問后，夫子卻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來做回答。

　　明明知道前路艱難，明明尊重、向往隱士的生活，卻依然堅定走自己已然選擇的變革道路。堅持，在這種選擇和犧牲的映襯下，更帶著一抹悲壯的色彩。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很容易忽略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環(huán)境。其實春秋時期不應(yīng)是“禮崩樂壞”的時代，而是“禮樂”變易的時代，雖然具體的禮制有變，但原始的吉、兇、軍、賓、嘉諸禮，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生活社交的禮儀，仍在進行。（朱順龍、顧德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錢穆先生也在《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指出“春秋時代，中國社會上之道德觀念與夫道德精神，已極普遍存在，并極洋溢活躍，有其生命充沛之顯現(xiàn)�？鬃诱Q生于此種極富道德精神之社會中”，“這種道德精神，用中國傳統(tǒng)語說之，則皆是一種禮教也。禮教之在春秋時，其影響人心者，可謂甚深甚厚�！保ㄥX穆：《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對此，劉澤華先生也有論斷：“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崩樂壞’只是禮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并不是禮本身的廢棄。因為禮賴以存在的社會土壤依然存在……儒家在禮衰之時，看到了它必將復榮，為禮的再興進行了頑強的奮斗。儒家之外，除少數(shù)思想家主張廢除禮，多數(shù)思想家都給禮留下了大小不同的席位�！保▌扇A：《先秦禮論與君主專制主義》，轉(zhuǎn)引自《洗耳齋文稿》，中華書局2003年版）可見“德不孤，必有鄰”（《里仁》），在當時并非只有孔子一人堅守禮樂，雖然禮樂文化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因為社會戰(zhàn)亂，國君熱衷于擴充軍備力量而受到冷遇，但是禮教卻在社會層面上廣泛影響著人心。其中，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者對禮樂文化的改進與推廣，功不可沒。

　　孔子在充分吸收了西周禮樂文化的基礎(chǔ)上，對日漸僵化的禮儀制度做了一番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適時提出“仁”的概念，希望人們可以從內(nèi)心的真實情感出發(fā)，虔敬地踐履禮的每一個儀節(jié)。在禮彰顯皇權(quán)、劃分等級的功能外，他將禮帶出貴族范圍，強調(diào)任何一個普通人，只要愿意學習禮樂，堅持德性的修養(yǎng)，皆有成為君子的可能。這種升華的禮的精神內(nèi)涵和普遍意義，給了禮永恒的精神生命，使其不會僅僅只是一種制度，隨著時代的更迭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里，而必然會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不可替代。

　　對孔子來講，遵守、提倡禮樂文化，不僅僅是為了保存這些細碎的禮儀細節(jié)，更在于其背后重要的意義——為了上下有序、社會安寧�！岸Y”的學說體系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禮治而達社會大同，是孔子的理想。雖然他的學說仍舊根植于舊的社會基礎(chǔ)之上，只是面對社會現(xiàn)實的改變而做了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但我們不能打破社會環(huán)境的局限來苛求古人。孔子的偉大，就在于他改良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懷著社會大同的關(guān)懷。因此，“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即便是在某一歷史階段因為‘不合時宜’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貶抑，但時局一旦發(fā)生變革，仍可以‘度盡劫波’而表現(xiàn)出旺盛的生命力。”（孫家洲，《“三不欺”：古代從政風格臆解》，《理論學刊》2005年第7期）禮樂文化因為失去了宗法制度的社會土壤，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因為“不合時宜”而備受政治家們的冷落，在秦代又經(jīng)歷“焚書坑儒”的嚴厲打壓，但終究“度盡劫波”，在漢以后的政治、社會生活中產(chǎn)生持續(xù)影響力，禮樂文化逐漸成為中華文化圈的標簽，生活于其中的人“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孔子對待禮樂文化的態(tài)度告訴我們，每個時代都會有變革在發(fā)生，可是每個時代都無法拋棄前代文化的積淀。（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