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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將成為國人生活、法治、文明的教科書,教會我們知道如何通過法律解決問題
6月27日,民法總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自1954年起,我國幾次啟動《民法典》編纂;如今,《民法典》編纂又一次提上國家大政日程,這是恢復編纂《民法典》工作的第一步。
實際上,民法典和每個人,從生到死每時每刻都息息相關。
民法典產(chǎn)生必須仰賴三大前提:開放性、時代性、民族性。
就開放性而論,市場經(jīng)濟互通有無,本無界域可分,亦無種族、宗教、文化之藩籬。中華文化固有之傳統(tǒng)向來葆有鮮活的開放性特征,無論是遣唐使、市舶司,都彰顯著一個時代的開闊胸襟和從容大氣。唯有晚清時代,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以天國自詡,以博大自夸,以富有自豪,特權(quán)階層壟斷權(quán)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天下財富,既未藏富于民,亦未藏富于國,而是藏富于官,最終導致國運衰竭,民怨沸騰,內(nèi)憂外患,終至顛隕,此點構(gòu)成晚清專修《民法典》之最重要契機和動力。
就時代性而論,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不少立法滯后于經(jīng)濟發(fā)展,動輒以政策先行、法律固化作為治國方略,雖然有利于促進立法之實效性,卻犧牲了立法之前瞻性、體系性。以政代法現(xiàn)象比較嚴重,政出多門、法出多門,成文法權(quán)威難以確立!睹穹ǖ洹肪幾氩粌H可以緩解、消弭上述風險與弊端,且能增強各市場主體行為預期,減少不可知成本,最大程度實現(xiàn)制度供給的豐富性、多元化目標。
就目前情形而論,開放性、時代性自無障礙,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民法典作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權(quán)利表征模式和言說方式,與中國固有之民族性如何吻合對接?前幾次《民法典》編纂的延宕、停滯,都和這一問題息息相關。
歷時60年的坎坎坷坷,一部成文的民法典都還沒有,既不是政策導向問題,也不是什么智慧問題,更不是什么抽象邏輯、立法技術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還沒有找到民法典的定位坐標。
民法典是一種文化選擇,是特種民族文化的價值表達和傳輸。但問題在于:我們曾經(jīng)試圖通過社會化運動來顛覆、移除我們的民族傳統(tǒng),包括政統(tǒng)、道統(tǒng)、學統(tǒng),自然也包含了法統(tǒng)。但如何去掉其骨子里堅韌的積存固化,仍是任重道遠。自己的反不掉,別人的拿不來。這就是民法典面臨的時代困境或者文化困境。
所以,我們提了中體西用,后來又提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了開放性和時代性問題,并非就說明民法典會一路坦途;只有解決了民族性問題,我們才能回旋自如,才能決定我們編纂一部何等樣色、品質(zhì)的民法典。
按照工作安排,第一步《民法總則》的起草工作,計劃在2017年完成。然后再進行《民法典》中其他相關法律的編纂,最終到2020年,完成《民法典》的全面整合。
其中,《民法總則》相當于是“牽牛鼻子”的。作為《民法典》的一個總則,它像一個鋼繩的作用,所有的原則,概括性的、指導性的內(nèi)容,都要在《民法總則》中先確定下來,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對《民法典》的其他的有關內(nèi)容進行完善、起草、編纂。
《民法典》將成為國人生活、法治、文明的教科書,教會我們知道如何通過法律解決問題。(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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