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將成為國人生活、法治、文明的教科書，教會我們知道如何通過法律解決問題

　　6月27日，民法總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自1954年起，我國幾次啟動《民法典》編纂；如今，《民法典》編纂又一次提上國家大政日程，這是恢復編纂《民法典》工作的第一步。

　　實際上，民法典和每個人，從生到死每時每刻都息息相關。

　　民法典產(chǎn)生必須仰賴三大前提：開放性、時代性、民族性。

　　就開放性而論，市場經(jīng)濟互通有無，本無界域可分，亦無種族、宗教、文化之藩籬。中華文化固有之傳統(tǒng)向來葆有鮮活的開放性特征，無論是遣唐使、市舶司，都彰顯著一個時代的開闊胸襟和從容大氣。唯有晚清時代，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以天國自詡，以博大自夸，以富有自豪，特權(quán)階層壟斷權(quán)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天下財富，既未藏富于民，亦未藏富于國，而是藏富于官，最終導致國運衰竭，民怨沸騰，內(nèi)憂外患，終至顛隕，此點構(gòu)成晚清專修《民法典》之最重要契機和動力。

　　就時代性而論，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不少立法滯后于經(jīng)濟發(fā)展，動輒以政策先行、法律固化作為治國方略，雖然有利于促進立法之實效性，卻犧牲了立法之前瞻性、體系性。以政代法現(xiàn)象比較嚴重，政出多門、法出多門，成文法權(quán)威難以確立�！睹穹ǖ洹肪幾氩粌H可以緩解、消弭上述風險與弊端，且能增強各市場主體行為預期，減少不可知成本，最大程度實現(xiàn)制度供給的豐富性、多元化目標。

　　就目前情形而論，開放性、時代性自無障礙，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民法典作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權(quán)利表征模式和言說方式，與中國固有之民族性如何吻合對接？前幾次《民法典》編纂的延宕、停滯，都和這一問題息息相關。

　　歷時60年的坎坎坷坷，一部成文的民法典都還沒有，既不是政策導向問題，也不是什么智慧問題，更不是什么抽象邏輯、立法技術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還沒有找到民法典的定位坐標。

　　民法典是一種文化選擇，是特種民族文化的價值表達和傳輸。但問題在于：我們曾經(jīng)試圖通過社會化運動來顛覆、移除我們的民族傳統(tǒng)，包括政統(tǒng)、道統(tǒng)、學統(tǒng)，自然也包含了法統(tǒng)。但如何去掉其骨子里堅韌的積存固化，仍是任重道遠。自己的反不掉，別人的拿不來。這就是民法典面臨的時代困境或者文化困境。

　　所以，我們提了中體西用，后來又提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了開放性和時代性問題，并非就說明民法典會一路坦途；只有解決了民族性問題，我們才能回旋自如，才能決定我們編纂一部何等樣色、品質(zhì)的民法典。

　　按照工作安排，第一步《民法總則》的起草工作，計劃在2017年完成。然后再進行《民法典》中其他相關法律的編纂，最終到2020年，完成《民法典》的全面整合。

　　其中，《民法總則》相當于是“牽牛鼻子”的。作為《民法典》的一個總則，它像一個鋼繩的作用，所有的原則，概括性的、指導性的內(nèi)容，都要在《民法總則》中先確定下來，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對《民法典》的其他的有關內(nèi)容進行完善、起草、編纂。

　　《民法典》將成為國人生活、法治、文明的教科書，教會我們知道如何通過法律解決問題。（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