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研究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們一般不用“貪腐”這個詞，他們叫“利益沖突”。西班牙治理腐敗的機構就叫“利益沖突辦公室”。理念不一樣，整個防范體系也不完全一樣。

　　“善養(yǎng)嚴管”：相對清廉國家治理經驗的一個突出特點

　　腐敗與否，其實每個官員心里都很清楚，就是個做得到做不到的問題。而官員能不能約束自己，關鍵在于“善養(yǎng)”的力度。相對清廉國家的治理經驗都是要“綜合治理”，里面一個最突出的就是要“善養(yǎng)嚴管”。我們在研究東亞國家時發(fā)現(xiàn)，那些公務員比較廉潔的國家與地區(qū)，如新加坡、韓國、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地區(qū)，對公務員要求都是比較嚴格的，但是嚴格要求是有前提的，即公務員待遇都很優(yōu)厚。這就是新加坡的所謂“善養(yǎng)嚴管”。

　　從國際經驗來看，“善養(yǎng)”要分為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他們的直接收入比較高。不過，在任何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收入都不可能太高。各國公務員都號稱是人民的公仆，既然為人民服務，那你拿的薪水總不能比人民高太多吧？不然你的奉獻精神又體現(xiàn)在何處呢？待遇好的另一層面，是對公務員有一個隱形的、特別的保障。比如在退休以后，根據(jù)你的表現(xiàn)和操守做出相應的安排。這對公務員就是一個巨大的內在約束。

　　“善養(yǎng)嚴管”也包括了對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對所謂的“怠政”現(xiàn)象，我們做了一些調研，我在調研中形成了三個初步印象。

　　第一，的確不能排除官員中的一些人，由于反腐的壓力，由于行賄的人少了、油水少了，就真的不作為了。

　　第二，我們現(xiàn)在的反腐敗，加強了監(jiān)督和制約，這樣自然推高了行政成本。比如，為了制約、監(jiān)督腐敗，監(jiān)管審計的環(huán)節(jié)特別多，做起事來就慢，就會復雜。像過去大干快上，“先上車后買票”，那樣是不行了。這種情況下，就不一定是有意的“怠政”，而是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規(guī)定增多又連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官員的自由裁量空間不確定，讓官員們有些退縮�，F(xiàn)在講“法無授權不可為”，但還是那句話，“法不是一個點、一條線”，法本身有個空間范圍，在這個空間范圍里如何做，那要靠官員的所謂“自由裁量”或曰“擔當”，也就是主觀能動性。但古今中外官場的文化都是一樣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就不錯。去年我去美國調研社會治理問題，訪問了幾位美國市長，一位市長也跟我講了這樣的話。官員做得越多出錯的幾率就越大，這肯定是規(guī)律�，F(xiàn)在強化問責，大家自然害怕出錯，也就更加謹慎了。我們在調研中，聽到最多的是“不敢”，許多干部說：不是不作為，是不敢作為。“不敢”這個詞兒聽到的頻率特別高。許多官員不敢動，不知道會不會犯錯誤。

　　第三，“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帶來的問題�，F(xiàn)在干群矛盾、黨群矛盾比較多，干部隊伍中的競爭、矛盾也比較多。有些老學者、老同志總是感慨說，你看看現(xiàn)在這個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和過去沒法比，過去黨和人民是“魚水”關系，現(xiàn)在說好聽一點兒叫“蛙水”關系，一會兒跳出去，一會兒又跳回來了�？傊遣荒敲础八榻蝗凇绷恕Ｆ鋵�，在我看來這很正常。過去我們黨領導人民搞革命翻身求解放，那個時候雙方的利益，不光是高度一致，更是高度重合的。即便是那樣也還是有矛盾，否則的話，就不會有古田會議決議了。在決議中，毛澤東講了“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糾正的主要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等等。

　　現(xiàn)在中國共產黨是執(zhí)政黨，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它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而人民群眾，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民群眾，主要的現(xiàn)實考量是個別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我們看城市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當中的現(xiàn)象不就是這樣嗎？住在舊城乃至棚戶區(qū)的“人民群眾”天天盼拆遷，盼改造，但真要拆遷改造了，他們中不少人就變成了阻力。到這樣具體的時候和場合，黨和政府是一方，“人民群眾”為一方；或者是城管一方，小攤小販一方；拆遷一方，被拆遷一方，不就成了“對立統(tǒng)一”了嗎？這個很自然，我管這個叫“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

　　現(xiàn)在這類矛盾特別多，干部做好了是應該的，做不好呢就落埋怨，甚至會帶來風險。得罪了人，有人就會去告你，“有棗沒棗打三竿子”，現(xiàn)在這樣的事不少。這樣也使得一些干部產生了畏難情緒。當然，領導干部理當敢于擔當，某種程度上“敢擔當”就是敢于得罪人。但話說回來，“敢擔當”又不完全取決于干部本人，某種程度上也取決于黨組織。干部敢不敢擔當、干部的腰桿兒硬不硬，得靠黨組織，靠紀委撐著。也就是黨組織還要信任廣大干部，為那些想干事、敢擔當?shù)母刹繐窝膭��！吧起B(yǎng)嚴管”里也應有這個意思。信任、支持、授權也是建設一支廉潔高效的官員隊伍的重要條件�！吧起B(yǎng)嚴管”也包括了對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格調建設”：外國精英階層特別注意官場文化的塑造

　　我們發(fā)現(xiàn)外國精英階層特別注意官場文化的塑造，這也可以說是國外的“政治文化建設”，但我更愿意叫它“格調建設”。

　　在工業(yè)化乃至前工業(yè)化社會，人類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其實是比較統(tǒng)一的。中國人的傳統(tǒng)價值觀都掛在中堂上：“�！�、“祿”、“壽”、“喜”、“財”。有的是福祿壽喜，其實“財”是基礎，是關鍵。前工業(yè)化或工業(yè)化社會是物質匱乏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在這個階段追求物質與財富是人類的核心價值觀。我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人類什么時候可以掙脫物質匱乏的束縛，能夠讓自己的精神擺脫一些經濟的約束，那就要到物質豐裕的時代。現(xiàn)在隨著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進程，我們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時代的來臨，后工業(yè)化社會就是人類過渡到物質豐裕時代的社會。

　　客觀世界的改變會帶動主觀世界的改造。馬克思說過，歷史其實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們在物質匱乏時代的核心價值是追求財富，然而一旦從那種追求中解脫出來，人類勢必會關注財富以外的東西，開始關注人生本身的價值。在物質匱乏時代，有錢才能有閑、有快樂，而后工業(yè)化社會里人們則意識到快樂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用錢都買不到。當人們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取物質生活條件，無限的物質追求也就會淡化，所謂“欲壑難填”是物質匱乏造成的思想意識和信念，是異化，是窮怕了的“形而上”。

　　現(xiàn)在我們正在目睹數(shù)千年來人類價值觀的大變遷，日漸豐裕的生活帶來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改變�？梢杂^察到的改變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積極的、健康的正能量是追求精神價值，從有益的文化活動中獲得快樂，在生活體驗中實現(xiàn)自我。我們在國外調研一直注意到那些發(fā)達國家隨處可見的社會風景線——健身。倫敦街頭、柏林的林蔭大道、華盛頓特區(qū)林肯紀念堂、紐約中央公園，長跑族簡直就是城市的名片，是后工業(yè)化社會的名片�，F(xiàn)在我們中國，在上海、北京也終于出現(xiàn)了夜跑族，今年中國放開了馬拉松運動。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極限運動的開展是價值觀多元化的顯著外在表現(xiàn)。極限運動是在挑戰(zhàn)自我，在挑戰(zhàn)自我中體驗生命，獲得快樂。這是后工業(yè)化社會獨有的現(xiàn)象，是人類掙脫物質束縛和傳統(tǒng)價值約束的新走向、新潮流。

　　過去我們有種說法，就是說一個人犯了錯誤，那是因為理想信念出了問題。這對，但也不完全對。20世紀心理學的重要成就告訴我們，人的行為除了受思想制約外，還會受到習慣、氛圍乃至生活方式的影響。我管它叫“格調”，格調不是一種思想。據(jù)我觀察，我們的一些干部格調不高。有些人很能干，工作有貢獻、有成績，也經受過一些考驗，但仍然會去干違法亂紀的事。我感覺，不完全是思想意識的問題，其中也有格調問題。有的官員就是格調不高，說他有一點豪邁吧，也就是能拼酒；有一點幽默感吧，也就是常說點黃段子；有點藝術細胞吧，也就是唱個卡拉OK，要不就是字兒寫得好，可常常是楷書還沒怎么練好就直奔行書去了。在這一方面，我們應向國外政治文化中好的東西學習，我們干部格調有待提高。

　　干部應進行格調培育，讀書、健身，用積極健康的文化充實自己，充實“八小時以外”。隨著中國的發(fā)展進步，社會結構在變，社會的精神價值也在變，多元化時代正在來臨。在這樣的階段，文化建設、政治文化建設上升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借鑒國外經驗，注意研究后工業(yè)化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利用現(xiàn)代社會科學知識完善我們的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推進人的現(xiàn)代化。（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